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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仅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
台湾不仅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
俊马嘶嘶，求伯乐兮；天地茫茫，求其友兮；友之不见，我之忧兮；忧不能解，我心惆怅；面黄肌瘦，热土不是我家兮；天上一只孤鹤，我将乘其归去。
我不想论述关于像台湾关系到国家大事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农民，说话是要注意些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是炎黄之孙，又憋不住，不由得就想说几句。
古人说过，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今天我要说，中华儿女守土有责，国荣我荣，国耻我耻，国家就是我家，宁可流血牺牲，不可国土沦丧。
人是要死的，我们的先人把国家传给我们，我们又把国家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我们人是流动的，国土相对于我们的流动是静止的，因此说，国家不仅是先人的，也是我们的，也是下一代的，更是未来的。国家是一个大家；每个人的家，每个省的家都是小家，都是属于国家这个大家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小家独立于国家之外，我们不能把省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是每个国人的家，是每个省的家，国人的家是国家的家，省是国家的省。如果有人说，自己的小家不是国家的，自己的省不是国家的，那么不用说，你是想独立。这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本事，你有本事，可以把地球独立了，把全人类独立了，我看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也没有把省独立的本事，那个人吵着、闹着要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人的国籍、民族籍开除了，让他去其它国家吵个够，闹个够，如果你把其它国家的那个省、那个州独立了，那就是你的本事，我才佩服你了。
中国是建立在近百年的战争基础上的，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为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不想流血，自家的事，坐下来解决，搁置问题，寻找共同点，只要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你硬要说那个地盘是你的，要从中国这个大家里独立出的，中国人是不答应的，中华儿女是不答应的。
台湾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台湾，中国是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和台湾是一家，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是中华儿女。
一个省或几个省要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不是这个省或这几个省公决能决定的，也不是包括这个省或这几个省在内的整个国家能决定的，是包括这个国家的先人和后人在内才能决定的。我们是负责任的，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还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更要对的起自己的将来。家都没有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生活在那里？让他们去寄人篱下，去当奴才吗？我们实在是不忍回首那当牛做马的日子，不忍回忆饥寒交迫的旧社会，我们的国家受的苦，流的血已经够多的了。
我们为了自己不当奴才，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不当奴才，我们要用生命捍卫国家的统一，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国家的统一，再也没有那个人，那个国家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分裂；再也没有那个人，那个国家使我们流浪，沦为奴隶，我们中华儿女团结起来，为了民族的强盛，为了中国的强大努力奋斗！
作于200710192019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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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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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在线论坛 - 强文：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践踏欺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于地，辗转于途，左突右冲，上下求索。经历了一百年山重水复的中华民族，如今是一个站着的民族。
趴着和站着之外，还有一个跪着的的状态。但这状态不属于自强不息、勤劳不辍的广大民众，不属于取经求法、蹈火赴汤的志士仁人，而专属于一部分失心丧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这些人不光双腿跪着，双臂还抱着，抱着一条腿，一条西方的腿。跪抱在这一百年里既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李安执导、取材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业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业源于中国对西方的暂时劣势，兴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至抗战而进入第一个黄金期。面对西方的高徒日本，汪精卫抗着抗着膝关节一松，双臂一张，变为跪着抱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原本就东抱西抱的人物，也纷纷化作藤类植物，盘绕在东洋的军靴上、挺进在中华的大地上。周佛海后来发表的日记中随”汪主席”访问满洲国的两则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满，”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险些侧身中华英烈。中年以儿主席见儿皇帝，想必不胜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记写汪回旅馆”大哭一场”。而陈本人则感叹当年与溥仪有云泥之隔，如今几把椅子平起平坐，还谈笑风生呢！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对于周，抱日本腿相当于乘电梯，跪就是飞。汪伪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飞。那个丁默�一抱GCD没抱出名堂，再抱国民党没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裤管就抱得青云直上了。还有胡兰成，从妻儿都养不活的落魄穷书生一跃而成了”和平运动”的高干。
只是势比人强，日本战败，放下军刀，军靴还没脱，缠绕在上面的植物就竞相化作动物，”起义”的起义，奔窜的奔窜。其下场或绑赴刑场，或庾死狱中。陈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赖昌星，结果被引渡回来，临刑前向兔死狐悲的狱友们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忘了是赭民宜还是梁鸿志，大概是悔不当初一念之差没将文人进行到底，在刑场上做起了绝命诗，最末一句没出口子弹就到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本来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类人兽，过不惯大牢的圈养生涯而想往自然野生环境，保外就医去游玄武湖，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给毙了。
属胡兰成运气最好，他一面逃死觅生，一面沾花惹草；收下张爱玲送来的扶贫款后便把张从”他的女人们”中做了末位淘汰。张也不怨胡――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业中的同事，如今双双下岗，都属弱势群体，该同病相怜才是。到了1950年代初，张准备赴香港而抱美国，胡则二抱已跪了美国的日本。张在这承先启后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创作了小说《色戒》。在小说中，她将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体会做了整合，形成日后闻名遐迩的张氏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经暗道取了芳心，爱情就会升华，升到不论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这个定律实际是要说：跪抱集团的利益大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难说通，厉以宁、吴敬琏他们说到今天也没多少人相信。没人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从管仲到马克思无数先哲都讲过，而且也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性交，可见性交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适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性交，禁止我们性交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直说，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阴道/阴茎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升迁到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只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张爱玲这篇万把字小说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其龟缩蛰伏的时间与新中国严丝合缝。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新中国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国腿是直的，胸是挺的，头是昂的。她不但让欺我辱我的西方强盗欲近不敢，欲远又不舍，而且一举查抄、取缔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国以文革失败而落幕，当大幕再启时，中华民族改变了发展路线，但没改变民族复兴的目标，没改变万马奔腾的气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辨证过程，无血性、无志气、无眼光的三无一族也乘时而起，松膝而跪，向着正西张臂合抱，顶礼膜拜，使一度倒闭的近代跪抱业再度中兴。张的《色戒》在这节骨眼上问世具有象征意义：近代的跪抱业要继往开来，实现新老交接。
大陆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三十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像袁伟时教授虽已颇有了年纪，论跪龄却不比小余杰大多少。这些人干劲有余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脚，往往过犹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动机，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扬尘而去、重整裤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炉，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如夏志清，膝盖上的老茧足有半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厚，艺高而胆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将张爱玲吊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如今又论证唐诗不如英诗，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为芝加哥公牛队在中国物色球员。夏志清、余英时这些老先生说来也是饱学之士，怎奈知识为姿势所误，一叶之障，学问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风后的偏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余热，出任大陆跪抱帮的海外亲友团。海外亲友团的助力并不来自学养，而是来自美元跟人民币1：8甚至1： 10的比例。
这个亲友团里有位龙应台女士值得提及。龙女士嫁了德国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国女人，她明白大陆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随身带着U盘，随时准备让中国拷贝她老公的幸福国家。龙处在热力超常的年纪，四海之内只要事关跪抱，她就事事关心。前年袁伟时教授由于跪得太猛将《冰点》跪破，只见龙女一跃而至，杀声震天，就好像李铁牛劫法场。以龙的浅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来最适合婆媳相争或妯娌相扑，居然就做了大陆的现代文明教练员和民主政治督查员。原因无他：台湾跪得早、龙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订为七十二式而干瞪眼。
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乱伦、共产暴政、破坏恶化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往嘎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盼什么似地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
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发展繁荣。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中国威胁论”――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两个工作坊还常常联手，推出亡国乱史的影视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国跪晚了的《河殇》；后来有替中华民族另认始祖的《神舟》；如今我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李安这个我以前觉得或许比张艺谋、陈凯歌境界高些的华人导演，如此而已。
《色戒》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六十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
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熊闪闪金狮继续跪吧。
别用西方价值解读中国民主—场有意思的辩论
别用西方价值解读中国民主—场有意思的辩论 环球时报
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今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笔者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演讲后，一个欧洲 学者问道：“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笔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 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笔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笔者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 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笔者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笔者回答：“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 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 要多。”
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笔者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笔者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 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Luan。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 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又有学者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还是“没有。”笔者的回答是，“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 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 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之后笔者干脆反问：“让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 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时，有一些听众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 驳。笔者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这里论坛哪位能举出哪怕一个？—laodai]”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 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 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不能轻信西方普世价值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 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 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Yun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 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笔者回答：“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 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 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 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 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 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 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 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 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兹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的基 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 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 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0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 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 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 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 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 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 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 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的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 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ZT: 王朔和他的母亲
我一直认为，王朔是当前中国文坛比较好的作家之一。对于他的一些言论以及对别人的一些攻击，我认为大家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总之，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位作家。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描述他与母亲的一篇文章，应该可以让大家更加理解他。
1958年，王朔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王朔出生后不久便随他们来到北京郊区的部队大院落户。那个部队大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王朔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耍。 仅有伙伴是不够的，童年的王朔非常渴望母爱。但是王朔父母的工作都很忙，尤其是王朔的母亲，一忙起来根本无暇顾家。在王朔的眼里，那时候的母亲是工作狂，事业是她的全部。 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王朔的性格渐渐地变了。看到小伙伴的父母陪着他们玩，他心里非常羡慕，也非常自卑：怎么偏偏自己的妈妈“不爱”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乖、不够好？童年的王朔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想让妈妈带自己去公园玩，能像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一样陪陪自己。一天天过去了，王朔也渐渐失望了：妈妈回家的时候，王朔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清晨王朔睁开眼，妈妈已经上班去了。没过多久，小王朔就被父亲牵着手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是全托的，孩子只在周末被接回家，因此一个星期有六天见不到父母。对王朔来说，这样的童年是残忍的，小小的他不合群，他对周围有父母疼爱的孩子非常仇视。 上了小学，王朔开始特别排斥母亲，忙碌的母亲回不回家对王朔来说似乎无所谓了。他把对母爱的渴望深深地埋藏起来，藏得甚至连他自己都找不到了。他的外貌长得很像母亲，但是他最烦别人说他和母亲长得像。尽管王朔缺少母爱，但童年和少年的自由经历，大大地丰富了他日后创作的激情。 因为贪玩，初二时王朔开始旷课，严重时，学校几天都看不到他的人影。等到学校找到王朔的母亲时，她非常生气：“小小年纪就不学好！不好好学习就给我滚！”见母亲这样粗暴，多年的怨气瞬间爆发了，他冲母亲吼道：“你凭什么说我！这会儿你管我了，平常你到哪里去了！该滚的人是你！”母亲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愤怒中，王朔一把推开母亲，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天渐渐黑了，王朔知道母亲会四处找他，他就是要让母亲担心，他到好朋友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王朔父母都请假找他，母亲在前面喊他的名字，其实王朔就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听到母亲渐渐嘶哑的声音，王朔不但没有愧疚，心里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1976年6月，王朔高中毕业，他参军并进入北海舰队任卫生员。别的兵都想家，经常写信、打电话给家里，但是王朔没有，他想起那个家就生气，离家远了心里反而安静许多。王朔去了部队之后，母亲非常牵挂他，知道军队的生活肯定很艰苦，想想这些年自己对孩子和家都缺少照顾，感到很愧疚。那段时间，她一直担心王朔，可是王朔一去就杳无音讯。实在忍不住了，她给王朔打个电话，问他生活怎么样，习不习惯。没说两句，王朔就嫌她罗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没特别的事我挂了！”然后就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母亲才意识到王朔原来一直怨恨自己，母子间已有了一个不易解开的心结。叛逆的青年 1980年，王朔复员后分在粮店工作。王朔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没等领导辞掉他，他就先炒了单位的鱿鱼。 回到家里，王朔没把辞职的事情告诉母亲，他觉得没这个必要。第二天，母亲见王朔待在家里没去上班，问道：“快迟到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王朔回答说：“什么破班啊，我已经辞掉了。”一听这话，母亲很生气地质问王朔:“你怎么可以轻易把工作辞掉！没了工作，以后你怎么生存？”“我又不会花你的钱，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那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情，王朔和母亲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尽快赚到钱，王朔先是倒腾服装，后来又进入医药公司当起业务员。1983年5月，在医药公司干了一年，王朔决定辞职写作。那段时间，王朔的生活相当窘迫，经常到好朋友的饭馆里蹭饭吃。白天他四处游逛，晚上则拼命写作，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 母亲在那段时间比较谅解王朔，有一次，王朔正低头看书，母亲发现王朔衬衣的领子破了一个洞，感到有些心疼，连忙给儿子买了一件新的，没敢直接交给他，就悄悄地放到他的床头。王朔回来看到衬衣，知道是母亲买的，他心里一暖——原来母亲还是比较疼爱自己的。但是，当时王朔的处境不好，他不愿意被母亲怜悯，觉得接受衬衣就是向母亲示弱，因此他把衬衣给了哥哥，说：“她给你买的。你穿上吧！”这次，母亲的心被王朔狠狠地伤了。她是一个爽朗的东北女人，性格也很倔：“不穿就不穿吧，扔了！”说完抓起衣服转身扔进了垃圾箱。王朔转身离开家门。 1984年2月，王朔的处女作《空中小姐》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 知道王朔发表了作品，母亲比王朔还高兴，儿子终于有出息了。那天，母亲去书亭买了几本杂志到单位，兴冲冲地发给医院的同事：“快，来看看我儿子写的小说！”听到同事们称赞的话语，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回到家，她给王朔炒了好几个菜，以示庆祝，全家人都很高兴。 王朔一举成名。他的小说语言充满调侃，引发了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 1984年夏天，王朔恋爱了。他认识了一个叫沈旭佳的舞蹈演员，她美丽单纯，让王朔迅速陷入痴迷。王朔的母亲也非常喜欢沈旭佳，因为女孩孝顺、大方，只要王朔和母亲一吵架，沈旭佳总是想方设法调解他和母亲的关系，她们相处得很融洽。 一晃十年过去了，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的热播，王朔的名气也大了起来。1995年，不愿意受婚姻约束的王朔竟然和妻子协议离婚了。1997年1月，王朔去美国把妻女两人的生活安排妥当后，7月份再次回国，孤身一人的他只好又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母亲非常不认同王朔离婚之举，母子再次发生激烈争吵。 2001年，让王朔受到致命打击的是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失去两个亲人，王朔和母亲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两个人经常吵嘴。“恨”的背面全是爱 一见面就吵架，王朔觉得不能和母亲这样生活下去了。2004年8月，王朔离开母亲搬出去住。独居的日子异常孤独，没有人懂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精神几近崩溃，每晚躺在床上都睡不着觉。那段时间，他非常颓废，胡子拉碴的，生活里除了喝酒就是睡觉。夜深人静时，每当想起哥哥和父亲，王朔都会悄悄地流下眼泪，他感觉自己有着巨大坚强的外壳，内心却一触即破。 2007年王朔再度复出，用他独特的言论，直指娱乐圈和文化圈。这期间写的小说《我的千岁寒》也卖出了365万的版税。他那快意恩仇的言行，直指要害的批判，顿时在各媒体掀起滔天巨浪，当年的王朔又回来了。但是他骂人的新闻也传到母亲那里。有一次王朔刚回家，母亲就对他说：“你以后别再骂人了，有些人当初还帮过你呢！都多大了，这么轻易得罪人。你以后还要生活呢，给自己找那么多仇人干什么？” 王朔一听非常生气地说：“那怎么叫骂人呢？那叫批评。我需要他们帮助吗？我有什么不敢得罪他们的？他们算什么啊？”说着说着，母子俩又吵了起来。吵到最后，母亲气得不行：“你不是我儿子，你走吧！永远别回来了！你就是存心想气死我！”说那些话的时候，王朔忽然发现母亲眼里隐约地含着泪水，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 母亲已年近八旬，能和自己吵架的机会屈指可数，王朔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他想应该在母亲有生之年缓和矛盾，否则自己将抱憾终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朔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他一直看中央电视台的《心理访谈》，也想通过这个节目把这些年来深藏的心里话都说给母亲听，但最初王朔还是很犹豫，缺乏足够的勇气，因为这将暴露他内心世界最脆弱的一面。为了母亲，他最终克服了怯懦也不再顾及其他。2007年3月10日，王朔鼓足勇气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妈，我们老吵架也不是办法啊！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矛盾出在哪里。你看过中央电视台的《心理访谈》吗？我们一起去那儿怎么样？这些年来，看看我们到底谁错了，错在了哪里。”母亲答应了。 2007年3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的录制现场，20分钟的节目录制了整整3个小时。与平时狂傲的态度不同，录制现场，王朔的情绪一直比较激动，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通过儿子的讲述，母亲才发现，儿子有着看似坚强的外壳，但内心是脆弱的，他并不希望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内心，所以采取自虐的方式生活。他的坚强和攻击性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骂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受到很大伤害。他们母子彼此都关爱对方，只是方式错了。看着面前真实的王朔，母亲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有多久和儿子没这样谈心了。这么多年，儿子甚至没有和我合影。从童年到少年到中年，儿子的狂躁性格是我给造成的，并影响了他一生……” 走出演播室大厅，下台阶的时候，母亲一直紧拉住王朔的手害怕滑倒，抬头看王朔的时候眼睛也红了，里面装满了愧疚和无助。那一刻，王朔发现母亲真的老了，她不仅仅在台阶上需要儿子搀扶。想到这里，王朔无法控制，在众人面前流下了泪水。这次有机会把心里话说给母亲听，王朔的内心一片晴朗。和母亲30多年结下的恩怨坚冰已经悄然融化，王朔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并学会陪母亲好好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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